讲座伊始，马维熙简要介绍了清季吗啡问题的形成，他表示，吗啡在19世纪晚期传入中国以后主要作为戒烟药使用，但是很多人也将其作为鸦片的替代品。随着国内对吗啡的进口需求暴增，人们对吗啡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吗啡就是鸦片的提取物，具有很强的成瘾性，根本无法戒烟，呼吁清政府治理吗啡问题。他从三个方面开始讲述清季吗啡问题治理。第一个方面是光宣之际吗啡的走私与泛滥，由于当时中国医药业的落后，吗啡的主要来源在于进口，清政府对吗啡的治理首先以减少进口为手段，但严格的吗啡进口制度却导致了吗啡走私的日益猖獗。第二个方面是《吗啡治罪专条》的酝酿与施行，为了尽快终结国内吗啡泛滥的局面，清政府制定了贩卖吗啡及制造施打吗啡针治罪专条，进行全国立法。制造、贩卖、施打、受打吗啡等情，均有律例铭文加以惩治。第三个方面是万国禁烟会上中外的交锋与合作，他提出，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召开，多国共议国际鸦片问题，在世界禁毒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最后，马维熙分析了清季吗啡治理困境，他认为，清季吗啡治理的困境不能只归咎于清政府自身，同时也需要考虑来自列强的消极影响，并就租界、日本方面在清季吗啡治理问题上的作为进行了辨析。

在本场讲座中，马维熙在中外文档案的基础上，从光宣之际吗啡的走私与泛滥、《吗啡治罪专条》的酝酿与施行、万国禁烟会上中外的交锋与合作三个方面立体地呈现了清季吗啡问题治理的完整样貌，并对其治理困境加以辨析，赢得了在场师生的一致好评。